夜空花匠变形记

 长沙一家餐厅后厨，20岁的朱海斌在洁白的瓷盘中间摆上了几朵萝卜雕成的花。花朵下方，他用刮丝器绘出了长长垂下的红色线条……摆盘有些怪，但是，“形状就像是我们上学时候学的红波（烟花种类之一），我觉得是最大气的烟花造型”。
 王友为（图右）和同事在一起搭建烟花燃放工程。 资料照片

餐厅冷盘学徒朱海斌是浏阳市花炮学校2016届毕业生，他是这个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同一届毕业生中，他是唯一一名进入花炮厂工作的。他被一家媒体发现，录制短片“最后一个花炮少年”，引发热议。在花炮厂工作一年多，他也离开了这个行业。

“可能我是我们那一届的最后一位，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位花炮少年。”朱海斌时隔两年半后澄清。

就在全国大规模禁燃之后的2016年，在“中国花炮之乡”浏阳，花炮出口总额达到27.6亿元，占全国花炮出口总量的60%。浏阳花炮已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就在已停招2年的浏阳市花炮学校的60多公里外，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湖南安院”）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招生竟从最低谷回升。随着全国烟花爆竹行业的调整和重组，专业性重新在这所省级高职院校受到追捧。

走出国门，燃放中国烟花，这几乎成了湖南安院学生们这两年的“最高目标”。一位男生老到地对记者说：“这个行业，因为禁燃关上了一扇窗，却打开了一扇门，而且是国际化的大门。”

最后一位？

27岁的王友为在美国纽约做了6年烟花燃放师，可他从未完整看过一场烟花秀。

四五平方米的“集装箱”里，需要打着手电筒照亮。点火倒计时30秒，对讲机传来大分贝声音，他一只手的手指牢牢扣在几个电脑键盘的按键上，另一只手锁定点火主机。忽然，夜空被擦亮，手渐渐松弛。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他在原地待命。“点火舱距离烟花升空的位置太近了，只能看到玻璃外夜空一小块异常亮的光。”

几十分钟后，夜空恢复冷清，主持人高声说，“把掌声献给幕后燃放团队……”四周的汽车也伴随掌声鸣笛，但王友为来不及听。他要赶紧离开点火舱，排查燃放后的安全隐患，并将大型燃放设备搬离现场。待一切结束，已是拂晓时分。

王友为是湖南安院第一位长期留在国外从事烟花燃放的学生。毕业6年，他一直在美国首屈一指的烟花燃放公司古奇（Grucci）当专业燃放师。

2012年，还在读书的他就参与了10场大型烟花燃放表演的幕后工作。他和湖南安院其他学生一样，不管参加过多大场面的燃放，也要在大三时到浏阳的烟花爆竹企业长期实习。随着2014年前后全国对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日趋严格，关停、合并的相关企业不少，烟花爆竹企业的生产越来越向浏阳集中。

“你可能难以想象，这两年浏阳的烟花爆竹产业不降反升。”24岁的李章至今仍觉得，在浏阳，“无论何时都没有比做烟花爆竹更好的职业了”。

李章是朱海斌在转行前常常请教的同校师兄。从浏阳市花炮学校毕业7年后，他现已成为浏阳市一家中型烟花爆竹企业的生产厂长，分管100多位流水线工人。

李章说，他的38位同届同学中，从事这个行业的只有5位，“其实每一届都有坚持下来的。”

   2019年3月9日，浏阳市的烟花爆竹批发市场生意冷清。

因城市特色产业而生的花炮专业，实际上一直属于小众专业。“我们是中职学校，汽修班一个班级最多时能招40多人，我们一个班以前稳定在30人，到了我2016年毕业那年，全班只剩下十几人。”朱海斌回忆。

2011年，王友为主动填报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专业，他入学后却发现身边有一大半同学志不在此。“分数不够高，被调剂了……”有同学低落地和他说。

2017年，这个“湖南省特色专业”的招生人数从鼎盛时期的4个班级100多人跌落到1个班级30多人，老师纷纷出去“游说招生”。

游说什么呢？“我们为了满足学生的诉求，分出电子燃放、机械化生产、电视电影特效制作、产品设计等方向。这样学生们就不会觉得未来只能在最传统的生产线上。”专业所属的安全工程学院副院长蒋海波说。

“坐冷板凳”

每次回国探亲时，母校都会邀请王友为介绍从业经验。在众多师弟师妹的提问中，王友为最怕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回报”的——在美国做燃放师，收入多少，福利如何，什么样的高层次燃放能多给钱？

事实上，美国的烟花燃放，也和中国一样分淡季、旺季。除了每年5月到9月的燃放旺季，即使像王友为那样为美国知名的业内公司工作，也没有固定的薪资来源。淡季时，他就通过在纽约附近做地陪导游维持生计。

决定王友为每次是否加入燃放团队的唯一因素，只是这场燃放的影响力。“就像是一件全世界都叫得出名字的艺术品，你如果参与了设计，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每每说起“世界级的燃放”，语调总是有些高亢。

在湖南安院的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专业，无论院系领导怎么调换，新生开学的第一节课都是“打预防针”。

“要从事这个行业，你就要做好先坐十几年冷板凳的准备。到了地处偏远的花炮厂，你可能找不到一个小卖部，找不到一位和你有共同语言的人。”曾担任近6年系主任的杨吉明说。

“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28岁的王勇也毕业于湖南安院的烟花爆竹技术与管理专业，他对在校期间自己参与或是听闻师兄师姐参与的国家庆典燃放如数家珍。如今他是浏阳一家非常有名的烟花企业的燃放部负责人。

然而，口口相传的知名校友并不多。几乎有一半这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一两年之内就转行了。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设这个专业的大学，探索之路异常漫长。

最初，这个专业甚至没有一本有出版书号的教材。每来一位新的老师，第一件事就是编教材。一位年轻老师编写烟花爆竹产品概论，历时整整2年。一些操作性较强的内容，她只能从烟花爆竹企业借来生产说明书，再“翻译”成学生容易理解的课堂语言。

2019年，全国高职院校实施扩招，规模为100万人。如此“高光时刻”，前所未有。但对这个小众专业的学生而言，烟花升空瞬间带来的荣誉感，才是个人的高光时刻。

在湖南安院，每年元旦迎新晚会的小型烟花燃放均由学生设计并执行燃放。这个分组合作的项目，成了他们大型烟火燃放课程的一项期末成绩。学校操场为他们辟出一块地方，学生们总是恳请老师尽量把课程调整到晚上。

不过，这样的场景这两年已经很难看到。由于高校实验室安全的监管日趋严格，系里的不少化学药品被束之高阁。

一位年轻女老师带记者参观了实验室，设施远比想象中简单。她指着桌上一堆黄泥巴，笑着说：“现在学校实验室禁止我们进行易燃易爆物品的实验，所以平时学生做实验要坐大巴车去郊区的工厂。”

而相比实验室里这些看得见的门槛，“隐形的门槛”还有不少。

优胜劣汰

2017年春节，纽约哈德逊河上空，王友为经历了一次最为酣畅淋漓的烟花晚会点火工作。因为，那次燃放的合作方，正是他在大学期间实习的浏阳银达利烟花燃放有限公司。

和浏阳市大部分花炮企业一样，银达利也走家业传承的路径。创始人是张秋明，女儿张杨现在也在公司任职。

在浏阳，烟花爆竹行业的从业者大多是从作坊式工厂演变而来的家族企业的管理者，对于自家产品的保密性十分看重，湖南安院的专业对口毕业生难有机会进入核心管理层。有不少企业主当着蒋海波的面说，想要的只是“听话的技术工人”。而且，生产车间内“一师一徒”的古老手工业传承关系，也让大学生们成了没有老师傅全程帮带的“空降兵”。

即便是自称“复合型人才”的李章，也有许多随行业大环境沉浮的故事。李章毕业后不久，就从花炮大厂去了一家员工不过百人的小厂，为的是学会独当一面。2014年，浏阳全市花炮行业转型升级，李章所在的小厂退出了市场。重回大厂的他，发现生产安全及规范性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以前我们用氯酸钾入配方，现在改用更为稳定的高氯酸钾，尽管以前的配方燃放起来色泽更鲜艳，但现在的产品更安全。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稳住销售额。”李章没有泄气，他觉得这不过是一次行业漫长的蛰伏。

“真正的烟花爆竹行业应该是年轻人待得住的行业，企业对年轻人的宽容度和接纳度就是最好的试金石。”杨吉明说。

产业转型时期，有的大型家族企业找来了职业经理人，也有越来越多企业愿意录用专业学生。王友为大学时的专业课老师刘玲记得，2015年浏阳以及周边多家烟花爆竹企业开了产教融合的大会，为的就是更好地将学校的招生计划和企业的岗位需求相匹配。

还有大幅转换经营思路的企业。以前国内外市场兼做的银达利，现在80%销售份额来自出口。与此相关的是浏阳近年出台《关于加速推进花炮产业发展的意见》，设立花炮出口专项鼓励资金。

然而，“华丽转身”谈何容易。今年3月，记者在浏阳汽车站附近的烟花爆竹市场看见不少个体经营店铺大门紧闭，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五金杂货店。

王彬彬（化名）曾经也是一家私营烟花爆竹厂的负责人。随着浏阳的产业结构调整，他的50多间厂房被叫停生产。老王不甘心，找了一家没有停产的企业“合作”，即并入这家工厂的车间，但依旧雇佣原来的工人，而他自己则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销售烟花爆竹。在老王这家门店的花炮筒上，记者发现了他原来的烟花爆竹厂的名字，他解释：当时厂子关停时留下了许多外包装，实在不舍得扔。

工匠精神

从业之初，王友为“在美国放烟花”的选择，几乎受到了所有亲戚的质疑和规劝。而父亲在老家也从未主动把他的职业向旁人介绍过，因为觉得“需要解释和澄清的太多，不如不说”。

2017年纽约“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焰火秀之后，王友为的美国同事们抢着问他，在中国自己出生的年份应该是什么生肖。

一场烟花，让中国文化的种子在异乡萌芽。王友为发觉自己在公司的话语权上升了不少。每次设计新的烟花造型，大家总会记得在会前喊上王友为。而此前，他在同事们的印象中只是“能吃苦会技术”的现场技术工人。

在美国，王友为被称为燃放师，但在中国，这么正式称呼的却很少。不过，这种工匠精神，在国内一些角落开始落地——银达利公司不大的会议室墙上，挂满了各种烟花造型的摄影作品，这是公司对于最高烟花制造技术的致敬。张杨介绍，照片都是父亲出去看表演时拍摄的。她指着其中一幅照片，有些兴奋地说：“这个造型叫八重芯，是一个研发了十几年才成功的作品。这个造型的烟花层数非常多，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烟花制作工艺，目前只有日本掌握了……”

将烟花表演视为作品的从业者，是对观赏者的最大尊重。而观者对于烟花的热情，也在不断激发从业者的创意。

37岁的浏阳人邱自红因为直播烟花表演，微信上已集聚了几千位粉丝，最火的一次快手直播吸引了共计40万人次观看，其中90%以上都是浏阳以外的网友。邱自红曾当过花炮厂工人，父辈也曾在村里开过花炮作坊，他是地地道道的烟花爱好者。他记得，几年前在快手上视频直播烟花秀时，网友最关心的话题无非是这场烟花的燃放地址、起止时间以及需要多少成本。“这几年我听到直播间的粉丝们也会聊这场燃放精彩不精彩，主理的公司品牌是什么。每当这时，你就会发现国内真正的烟花爱好者正在成长。”

王勇也感受到公众观念的日趋成熟，“比如烟花秀赞助商原先对每场表演只会提出经济预算的要求，而现在都会对画面、创意、特效提出精细化要求”。

张杨的小团队也在发生变化。“我团队里每个人都会电脑，对音乐有感觉，电工也要有基础，还得会画效果图，如果懂一点社交媒体是最好的。”她说，烟花创作有时就像是一件艺术品的创造过程。为了找灵感，她经常带着小团队在全世界看博物馆，看著名百货的橱窗陈列，甚至看太阳马戏团的演出……

现在承接一场焰火秀，张杨的团队还要提出整套的社交媒体传播方案。“现在我们只要做3次直播，就能为一次烟花秀带来10万的线上人气。”她自信地说。“以前，我们对古奇这样的公司是仰望的，现在能够听懂彼此，能够进行技术和创意上的对话。”张杨犹记，2015年哈德逊河畔绽放璀璨烟花，是纽约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春节大规模燃放焰火，也是银达利首度成为纽约春节焰火秀的中国燃放队伍。当时，张杨恰好在美国出差，张秋明打来电话让她提前去看场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父亲是否在开玩笑。

去年夏天，朱海斌在长沙湘江边看了一场橘子洲烟花秀。与惊叹的人群不同，在夜空一次次被绚丽色彩擦亮时，他始终不发一言。他在心里问自己：当时离开烟花爆竹厂，是不是对的？

当记者问王友为是否会转行时，他笑笑说：“还不能转行，因为有机会还想参加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烟花燃放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