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何志森和学生的作品。 何志森“火”了。 在一场名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的演讲过后，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何志森和学生的作品。

何志森“火”了。

在一场名为《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的演讲过后，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第一次感觉被这么多人注视、评论，有点惶恐。”面对自己的新“网红”身份，何志森仍旧有些不知所措。

何志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一名老师，也是澳大利亚非正规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和设计总监。

4年前，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回国后，他创建了自己的Mapping工作坊，以“跟踪、观察、发现—思维导图训练—构图思考—策展”的新颖议程，传播自己关于建筑设计的独特理念，为解读城市和空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传统意义上的地图只是对场地现有或可见元素的汇总，无法反映和记录日常生活、空间经历，抹去了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何志森看来，Mapping工作坊恰好弥补了传统地图的缺失，“Mapping是一个连续观察和发现的过程，可以挖掘出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空间里，却被我们忽视的特征。”

一

寻找生机勃勃的真正生活

塑料凳子、艳红内裤、凌乱放置的义肢、拖把、鸡毛掸子和一整块“拖鞋高台”……

在刚刚落幕的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乱糟糟”是建筑师何志森《Mapping 南头古城》作品带给人们最直观的视觉冲击感受。

南头古城是深圳的一座城中村，这里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68倍。

何志森和学生做工作坊的广州城中村。

去年年末，何志森带着一群建筑系的大学生在南头古城开了一个工作坊。

“去之前，我们想过要做一些设计，来美化、改变村里人的生活。”学生费凡回忆道，“但真的站在村里的那一秒，我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教科书上学到的所有知识在这个地方好像都废掉了。”

于是何志森决定不做设计，而是带学生们观察、记录城中村里人们的生活细节。

很快费凡有了发现——村里人大多穿拖鞋。

由于房屋狭小，城中村的居民进厨房、上厕所、洗衣、晾衣都需要出门。不算便利的生活空间，模糊了室内和室外、公共和私人的空间边界，形成了村里独特的拖鞋文化。

“在村里，人与人的交流极为密切，他们通过这种离散的边界丰富地结合在了一起，好像整个村子就是大家的共享客厅，穿着拖鞋就能四处晃悠。”这一发现带给了何志森和学生不一样的设计灵感。

“拖鞋台”作品。

“拖鞋台”作品应运而生。

这不是何志森第一个“接地气”的设计作品。

从2014年创办Mapping工作坊开始，何志森就开启了自己“流浪汉”式的“偷窥”生活。

他喜欢把自己的设计对象选定在有特色的老社区或城中村里，从看似最混乱无序的空间中抓住人们生活的关键点，如尿壶、垃圾桶、电视机、牛奶盒等。

从这样一个小而生动的研究对象切入，再不断进行跟踪和观察，寻找研究对象在不同尺度上与街道、区域、城市甚至和更为宽泛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

何志森称这一过程为Mapping。

“我会把每个Mapping的场地都当成一本书来细细翻阅，从中发现底层人民的策略与‘诡计’。”他着迷于这样的体验，因为可以切身感受到某种自发而成、混乱却也生机勃勃的“真正的生活”。

二

设计的另一种可能

在读书时期，何志森也曾有过“高大上”的建筑设计理念。

2010年刚刚考取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学博士时，他的专业方向是做建筑参数化，“就是每天在电脑前面画各种各样很漂亮很炫的图”。

“转机”来自于一个假期。

何志森家居住的小区有一个社区花园，园里种满了漂亮的玫瑰花。

在母亲拜托他每天从花园移走一棵玫瑰花之前，何志森从未过多地关注过这片花圃。“其实她(母亲)搬进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在观察这片地。”

怀着好奇的心理，何志森听话地启动了自己的偷花日常。

就这样，仅仅半个月，花圃里就多出了一片突兀的空地，何志森的母亲很快便在地里栽种上各式蔬菜秧苗，不久便硕果累累。

一个月后，母亲的“巧思”被邻居发现，并清走了所有的玫瑰花，花圃从此变成了几家住户的私家菜园。

何志森惊呆了。

“母亲和几个邻居都是很普通的老人，但是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智慧颠覆了我们职业设计师做出来的东西。”看着玫瑰变成了番茄、黄瓜，何志森突然意识到，如果当初花圃的设计师知道使用者的需求，“他还会不会做出这样美丽的玫瑰花圃？”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何志森开始思考，设计和生活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回到墨尔本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参数化设计，转而开始关注生活。“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了4年的时间跟踪了一位在围墙外卖盒饭的小哥。”

小哥来自福建华侨大学，一次偶然的机会，何志森看到了他用晾衣竿把盒饭传递给围墙后面的学生。

设计师创造的围墙，被小贩用一根晾衣竿“捅破”了。

“这种平凡人的很草根的策略，给了我特别大的创作灵感。”在何志森看来，设计师们一直想要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边界来隔离空间、阻隔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动，“而那些生活和游离在边界周边的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逾越甚至摧毁这些职业设计者创造的控制系统。”

2014年年末，博士毕业回国后，他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Mapping工作坊。

“这个工作坊是干吗的？其实很简单，我想教给学生一个同理心。”何志森直言，设计师如果不懂得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城市设计只会又大又空又扁。

何志森和学生做工作坊的广州城中村。

他的“Mapping”强调从“人的视角”进行长时间的跟踪式观察，例如：观察大爷一天的起居生活、阿姨们去菜市场的路径——以微观、动态的主观视角对抗静止、笼统的宏观叙事。

“而Mapping是一个连续观察、记录、发现、推导、重组和创作的过程，可以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何志森称，“在工作坊里我要求学生更多地体察和理解像我妈妈或者摆摊小商贩这样的群体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

何志森希望自己的理念可以提供一种可能性，让那些长居于象牙塔的未来建筑师、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们走出围墙，去了解真实的生活、关注最平凡的人群。

三

108个居民和他们的尿壶

确立了设计理念，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何志森开始了游牧式的教学之旅，不断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带着学生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工作坊。

去年7月，Mapping南头古城工作坊正式启动。

费凡报名加入了队伍。“我们7月份读书，8月份进南头古城调研，再用3个多月的时间深化设计理念、布展作品。”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何志森和他的Mapping理念。

何志森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可以是物体，越小越好，然后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甚至把自己变成目标，去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些关系，最后基于这些关系提出你的设计主张。”

就这样，观察开始了。

南头古城各式各样的凳子。

“很有意思。”在古城“探秘”了一周多的时间后，费凡发现，这里的居民最重要的社交工具不是手机而是凳子。

“坐到店门口，有人跟你聊天；寻到民居里，有人给你递水果，甚至欢迎你蹭个饭。”费凡说，“你只要随身带一把凳子，到处都是朋友。”

家长里短间，生活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也勾起了何志森的一段回忆。两年前，在上海开工作坊时，何志森放弃了学校的宿舍，转而住在老城区的弄堂里。一个月的调研时间，他跟踪了108个居民。

“我跟在他们后面，我想知道他们干吗，他们跟谁聊天，他们去了哪里。”不久，何志森便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这里80%的人出门时手里都拿着一个尿壶。”

何志森租住的弄堂里，两侧多为老旧的小民居，房间拥挤不堪，几乎只容得下一张床，而弄堂里也没有厕所，长期居住于此的人们多会选择在家中备上一两个尿壶。

由于要清倒尿壶，何志森发现，几乎每个住户每4个小时就要出门一次，每次时间都超过了20分钟。

“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尿壶，人们迫不得已要从室内转移到室外，从而导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何志森解释道，“大家偶遇、交流、八卦，提着尿壶就可以聊上半天。”

这样的体验让何志森觉得很新鲜。

“因为我们当代的建筑设计，都是把人从外面推到里面，而不像弄堂把人从里面强迫转移到外面。”何志森说，“我们住在高大上的豪宅里，一关门就是一个小世界，里面有客厅，有厕所，有厨房，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一个世界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何志森开始反思，“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想法，以后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不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媒介，能够吸引人从里面到外面去，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四

建筑的本真是回归生活

何志森。

但跟踪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在南头古城实地调研时，最初曾有许多居民不理解这些突如其来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因为跟得太近，打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遭到了责骂。

“当时好几个小组成员都被骂哭了。”费凡回忆道，从那以后，自己和同学们便有了一个共识，在和居民们打成一片之前，“我们还是要在有一定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观察，能不打扰到双方生活才是最好的。”

“这也是我想教给他们的东西。”在何志森的概念里，建筑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认知世界的各种可能性，而非唯一的答案或标准，“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我们不能做老鹰，飞在天空中，我们一定要做一只蠕虫，从地上往下看。”

他喜欢给学生讲这样一个故事：

在非洲一个贫困落后的村庄中，家庭用水全部要靠村子里的妇女走很远的路去水井里挑。

一个路过的法国设计师在得知此事后，立志要改变这里的落后现状，引水入户。然而，村寨中的妇女听闻此事却纷纷情绪激动地提出抗议，这令设计师大为不解。

原来，在村子中，由于妇女地位十分低微，她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劳作，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社交空间。久而久之，打水便逐渐演变为妇女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

“因此，设计师看似精明的设计却恰恰幻灭了女人们的希望。”这是何志森的学生蔡伊凡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个故事。“设计师应该给人提供更美的东西，但是这个美一定是建立在对在当地生活文化的理解之上。”

在蔡伊凡的印象里，何志森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着他们，去倾听，去发现，不要自以为是。

“很多人说我们的工作坊是在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平正义，但对我来说不是的。”蔡伊凡说，“何老师教给我更多的是如何放下身段，好好地把自己按在土里，看着人们生活，从他们身上学习。”

而这也是何志森给自己立下的目标。

“我们现在的建设太快了。”何志森说，过去三十年，国内的建筑师、规划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考，很多设计只是简单粗暴的、和现实有巨大隔膜的“上帝视角”。

在他的价值观里，建筑学并不需要为宏大叙事负责，也承载不了人类的命运，“我们当代建筑师的设计趋向反而应该是向个人微叙事的回归、向日常生活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