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发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垃圾围城”能否“一烧了之”？

 从全世界范围看，有效的垃圾处理技术有很多，近年来国内也不断有新的技术产生，但相较于焚烧发电而言，“因为其成本更高，很难推行”。

临近小雪时节，冬日清晨的太阳尚未露头，位于在上海远郊金山区的一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前，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各种垃圾类型的清运车辆，早已来回穿梭在门前的道路上。

“每天达到这里倾倒垃圾的车辆越来越早了。”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到，“因为整个厂每天的焚烧量有限，各地中转站都堆满了垃圾，也都想趁早送到工厂烧掉，晚了就送不掉了。”

现如今，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扰，而垃圾焚烧站的处理能力也日益捉襟见肘。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共有359座垃圾焚烧厂正在运行，2017年垃圾焚烧总量达到8000万吨，但同期全国生活垃圾清理量则已经达到2.2亿吨，占比仅3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近期，海南、江西与河南等多地纷纷“紧锣密鼓”上马与扩建垃圾焚烧项目。比如，11月9日，河南省发改委公开透露，2019年河南省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来面对和解决当地每年产生的3500万吨生活垃圾和1.2亿吨的建筑垃圾所造成的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的难题。

而根据国家《“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占无害化总能力比例要达到50%，东部地区要达到60%。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多地上马扩建垃圾焚烧项目，一方面体现出生活垃圾总量不断攀升的事实，从源头分类与减量化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多地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与技术的不足，使得焚烧成为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依赖手段。

垃圾焚烧厂建设进入加速期

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近期多个省市正在密集上马垃圾焚烧厂扩建项目，以解垃圾处理能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日前，海南省发改委发布的《海南省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提出，规划在海口市、三亚市和儋州市等地扩建9个跨区域服务的大中型垃圾焚烧处理地。同时还将在2020年6月前，完成海口垃圾焚烧厂三期工程的建设工作。

近一段时间内，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还有河南与江西。在江西南昌，11月11日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发文指出，将上马建设固废处理循环经济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达到了8.6万平方米。

而11月9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公开透露，2019年将开工建设25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产后累计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5.4万吨，比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升9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事实上河南省在2018年年初时就已经启动了19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工作，其中郑州、洛阳和兰考等地的3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目前已经建成并投产。

除了新建的焚烧厂外，在土地资源更加稀缺的一线城市，对原垃圾焚烧厂进行扩建也刻不容缓。

上海金山区一座垃圾焚烧厂前，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目前金山生活垃圾焚烧工厂每天的垃圾焚烧量能够达到1000吨，但仍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总量。

“因此计划再增加扩建一期焚烧项目来满足实际的增量需求。”该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事实上，增加垃圾焚烧处理总量也早已写入不久前上海发布的《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上述行动计划指出，上海将在未来3年内探索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在目前已经建成的每年1.33万吨垃圾焚烧处置能力基础上，通过3年时间进行“第二轮末端处置”建设，计划到2020年规划达到每年3.28万吨的垃圾焚烧处置能力。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多地密集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与当地不断攀升的生活垃圾总量，以及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不足的矛盾紧密结合相关。

“过去垃圾处理所主要依仗的三种方式中，传统的填埋与堆肥处理方法，在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生态保护要求提升的背景下，各地也正逐渐减少其规模与比例。”该业内人士指出。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在传统的填埋、堆肥和焚烧三种主要垃圾处理方式中，垃圾焚烧发电的方式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最小，从而成为我国多地垃圾处理的主流推行方式之一。

“因为垃圾填埋具有不可持续性，还会带来其他环境问题。”夏学民告诉记者，当前，生活垃圾分类推行遭遇回收体系、设施网络、分类准度等阻碍，尚无法建成，因此垃圾焚烧几乎成了唯一有效的出路。

焚烧还仅是初步阶段

生活垃圾“一烧了之”，是破解“垃圾围城”的最佳途径吗?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新建或扩建众多的垃圾焚烧设施其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环保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建造垃圾焚烧厂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主要涉及二噁英、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烟气排放物。

但目前全国范围内，针对垃圾焚烧厂气体排放的公开信息并不全面。根据环保组织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正在运行的359座垃圾焚烧厂中，仅有四成在网上公开环境信息，三成公开烟气和二噁英的监测数据。

另一方面，垃圾焚烧厂飞灰超标填埋、监管缺失，以及垃圾焚烧厂存在的“邻避效应”等关键问题也是普遍存在。

今年7月18日，民间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发布了《垃圾焚烧行业民间观察报告》，在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期间，通过对安徽、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共计121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处置情况调查发现，部分垃圾焚烧厂飞灰填埋作业面过大未及时“覆膜”、飞灰转移运输未使用密闭车辆、比对《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抽检样品超标等问题。

“总体上，群众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最为关心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恶臭问题，另一方面是二噁英问题。前者在感官上对群众影响较大，后者会对健康影响更大。”环境部环监局局长田为勇在今年6月的环境部例行发布会上曾这样表示。

那么，除了“一烧了之”之外，海量生活垃圾的末端处理，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无害化处理手段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多地选择新建或扩建垃圾焚烧项目，除了体现当前我国尚未能真正有效引导垃圾分类处理，从源头进行减量之外，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前我国垃圾处理技术与水平整体不高的现状。